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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时期封禁之下的满汉交流东北珲春有哪些特

更新时间:2021-11-25

  康熙五十三年,清政府在珲春设置八旗驻防,由此,珲春形成了一个以旗人为主的军事型管制社会,加上明确的封禁政策,使得满汉间的交流呈现特殊化的倾向,但从结果来看,双方依旧产生了深层次的感情认同。

  清军入关之后,在东北分设盛京、吉林、黑龙江三将军,并广置八旗驻防,施行军事化的管理。在内地社会中,主体为汉人,而在当时的东北,社会主体则为满人,汉人通常以外来人口的身份出现。

  乾隆五年,清政府出台了对东北地区民人的禁令,这就是所谓的东北封禁政策。其内容主要有两点,其一,限制民人进入,其二,民人不得开垦东北荒地。

  珲春与朝鲜交界,更有人参、东珠等出产,此外还是满清的龙兴之处。因此,在此地有250名兵丁驻守,乾隆二十四年又增为450名。八旗驻防,重新塑造了珲春的社会结构,这里就成为了代表性的满洲旗人社会。

  在封禁政令下达前,珲春社会实际上已经处于封禁之中了。在《珲春副都统衙门档》中,有这么一段记载,珲春的基层官员向上级申请雇人种田。

  “去岁允许雇人种粮,人口勉强得济。伏请再行雇人,则兵丁不至困迫,且可养活妻儿……所雇之人到后,各自严行管束,不至生事。俟务农毕,解至宁古塔。”

  这一段记载,我们能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,第一,珲春的封闭是相对的,去年就已经有民人因雇佣而到访。第二,部分珲春的八旗子弟们生活相当困顿,而雇人耕种则对此卓有成效。第三,不愿意让民人进入的理由是“容易生事”。

 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乾隆二十四年,珲春正式允许民人居住,不过,实际上此时的管制依旧非常高压。凡是不在册的民人,有一个是一个,统统禁止通行,每年都要对境内民人进行查验,不在名册之上的扭送出境。

 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珲春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不同,军事化的管制非常明显。在这样的社会中,民人与旗人产生了怎样的交互关系呢?

  雇佣关系,是旗人和民人最重要的关系,种地民人又是被雇佣的主体,乾隆二十五年,种地民人有近五百人,等到乾隆五十四年,人数已经增长为1116名之多。这一数据说明了随着民人的涌入,珲春的农业也得到了发展,农业的发展反而使得对民人的需求愈发严重,结果就是旗人经常不顾法令,去招募游民。当地统领查明后,也往往选择默认此事,甚至将游民编入名册。

  既然雇佣,自然要支付报酬,当时有两种方式,其一是分成,其二则是付给工资,具体看双方如何约定。

  雇民的兴盛,和旗人的生计困难息息相关。旗人年俸二两,但要参与出征以及每年两次的围猎,“所余无几”。

  除去雇佣来种地的民人,珲春还允许各类商人匠人进入,包括木匠、铁匠、石匠、席匠等等。

  有趣的地方在于,这部分商人,并不单纯的作为卖方存在,他们也会收购珲春的出产进行销售。

  首先是债务关系,有很多旗人与民人交易之时,因一时困窘或其他原因,偶尔会选择赊欠,这就形成了债务关系。

  乾隆四十年,民人沈英与旗人伊兰保之婢女通奸。遗憾的是史料并未记载后续处置。

  但按定例,旗人之女及家奴之女不得嫁与民人,违者治罪。恐怕这位沈英相对较少。

  更新鲜的是曾有旗人认民人为义父,并与另一民人结为兄弟。他们之间的故事我们不得而知。总之,这位旗人因被都统认为“品行卑贱,玷辱满洲颜面”而被革退,并被杖惩。

  通过这些资料,可以得知,民人与旗人的交往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交往,他们的交际并不限于经济一方面,而是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以上列举出的少数资料背后,能证明旗人与民人的社交关系并不鲜见。不过,当地旗人的文化面貌并未因此而发生明显的流变。

  直到清朝中后期,这里的生活面貌仍然是“(旗人)皆熟国语,捕打海参、海菜为生,少耕作,春夏秋冬,射猎无虚日,尤娴于枪。”

  这里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对比,入关后的满人,尤其离开东北的这部分,他们的文化面貌出现了很大的改变,他们所代表的满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经过激烈的碰撞,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。而留居东北的这一批满人,则仍然保持着满族原本的文化面貌,没有巨大的改变。

  这其中的原因,主要就在于清政府对东北地区的人口管理,始终保持着旗人在人口结构中的优势地位,从而保证了满文化的主体地位。

  总而言之,珲春作为东北封禁政策的“禁中之禁”,仍然出现了旗人与民人之间的互相依赖,并且在经济交往的基础上,双方还产生了较为深厚的感情,建立起了社交关系。

  【3】《珲春副都统衙门档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/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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